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茶仙朱熹与茶文化
作者: 发布于:2012-4-9 12:07:41 点击量:

    朱熹(1130~1200)字元晦,又字仲晦,号晦翁,徽州婺源人(今江西省婺源县)。南宋著名哲学家、教育家,绍兴十七年秋中举,次年春登进士,先后官居左迪功郎、武学博士、朝奉郎、朝散郎。终身讲学授道,著书立说,综罗百代,学尽天人。其哲学思想继承和发展了“二程”(程灏、程颐)关于理学关系的学说,集理学之大成,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。并影响了我国整个封建社会后半期,以及近代朝鲜、日本及东南亚地区的思想文化。朱熹一生著作甚多,其收入《四库全书》者达41余部,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学术文化专著及诗词文赋,其“问渠哪得清如许,为有源头活水来”的千古绝句,频频为后人传颂。朱熹一生博大精深的理学与文学成就向来为世人所折服。但有关其与茶之间的渊源,则鲜为人知了。

朱熹的一生其实是注定了要与茶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。其祖籍婺源自古就被誉为茶乡,早在唐朝,陆羽就在其所著《茶经.八之出》中称“歙州茶生婺源山谷。”《全唐文》载刘津《婺源诸县都制置新城记》中称:“太和中,以婺源、浮梁、祁门、德兴四县,茶赁最多”可见在唐代,婺源就是著名的茶区了。《宋史.食货志》载:“顾渚之紫笋,毗邻之阳羡、绍兴之日铸、婺源之谢源、隆兴之黄龙、双井,皆绝品也”,亦可证明宋代时,婺源已经成为全国为数不多的绿茶精品产区了。据《中国通史简编》载:“公元793年唐德宗开始税茶,凡产茶州县都设官抽税,十分税一,本年就得税钱四十万,此后茶税渐增,唐文宗时特置榷茶使”这说明唐代茶税是国家主要的财政收入之一,而茶院府则是专门设置的征收茶税的官职。
朱熹《婺源茶院朱氏世谱序》曰:“吾家世居歙州歙县之篁墩……唐天中,陶雅为歙州刺史,初克婺源,乃命吾祖瑰领兵三千戍之,而督其征赋,是为制置,官制茶院,子孙因家焉。”实际上,促使朱瑰奉命由歙迁婺,是因为刺史陶雅暴增民赋,婺源制置汪武散私财,立营对抗陶雅,虽然其后遭到失败被杀,但此后婺源的税赋因此一直要低于徽州其他五县。此事在《婺源县志.食货公赋》有记载:“……惟婺源税则稍异,以婺源邑人汪武所据故陶雅,不得有所增,然雅以天福三年缚武于军则……(婺源税则)较之五邑则轻,较邻邑鄱阳、乐平则已为重矣……”此事《徽州府志》中也有记载。这说明由于有了婺源人汪武的抗击暴赋的行为,使得作为刺史的陶雅,在对待婺源的税则上,起初采取了轻于徽州其他五邑的安抚政策,但随后不久就乘机杀害了汪武,才有了奉命由歙迁婺的朱瑰。其职责之一是替代汪武的制置之位镇守婺源,而以武将官居茶院府,则是说明了朱瑰的另一重要职责,是负责加强产茶区婺源以茶税为主的岁赋征收。
与朱瑰与茶税的紧张关系相比,其十世孙朱熹与茶的渊源则显得洒脱多了。宋靖康之难后的第四个春秋,建炎四年(1130)九月十五日,朱熹降生于尤溪郑宅,即郑安道的溪南别墅,后改为溪南书院。时民间有“洗三朝” 之俗。即在孩子出生三日后,请“接生婆”用茶叶、艾叶、石菖蒲煮水,为婴儿沐浴,婴儿再更衣方可见客,谓之“洗三朝”。郑安道即以宋代贡茶名品“月团”作题,为乳名“五二郎”的朱熹咏诗曰:“风山团饼月朦,老桂横枝出旧丛。小友他年春入手,应知蟾窟本未空。生朝乐事记当年,汤饼何须半臂钱。吾辈自知樽有酒,肯令辛苦更冠儒。学子三朝寿一壶,百年歌好笑须。厌宾已识天公意,不忍回头更指渠。”诗中满含祈望这三朝的孩子“他年春入手”蟾宫折桂之意,博取功名。却不料事与愿违,虽然成功地蟾宫折桂、博取功名的朱熹,却选择了“始小学,终大学,真源脉络,统圣贤体用之全。”虽是如此,但郑安道的“月团”赠诗,却开始了朱子一生与茶的不解之缘。
据《朱文公全集》记载:“朱子年少时,曾戒酒,以茶修德,用茶可以明伦理,表谦虚……”在五夫里生活学习期间,在致友人的书信中,朱子云:“近日一种向外走作,心悦之而不能自己者,皆准之酒洌,戒而绝之,似觉省事。”以茶替酒,心神“似觉省事”是其品饮香茗的真切感受了。当时武夷与婺源一般无二,亦属茶乡,乡邻待客,亲友往来,亦以茶为相敬,风气使然,当时的一些寺院流行茶宴,名流学者,风雅之士,纷纷慕名前往。朱熹与五夫里开普寺住持圆悟大师,常一起品茶论学,互通有无,逐渐成了情深义笃的忘年之交。以至于圆悟大师圆寂时,朱子不胜悲切,以诗唁之:“一别人间万事空,焚香瀹茗恨相逢。不须更活三生石,紫翠参天十三峰。”
朱熹一生中,始终以粗茶淡饭度日,并以此为乐。中国古代传统文人甘于清贫的性格,同样在日后被人们捧为圣人的朱熹身上得到体现。他为自己确定的生活准则是:“茶取养生,衣取蔽体,食取充饥,居止取足以障风雨……”一次朱熹来到女儿家,女儿未有佳果款待,只得以热茶、葱汤与麦饭侍奉父亲,并自愧不已。岂料朱熹津津有味的吃完后,赋诗一首“葱汤麦饭俩相宜,葱补丹田麦疗饥。莫谓此中滋味薄,前村还有未饮时。”
古人饮茶,其目的大都不在于满足解渴、疗疾、去腻等生理需要,更注重的则是茶所给人们带来的精神上的愉悦和享受。乾道六年(1171),已41岁的朱熹在自己非常喜欢的崇阳交界处,修筑了“晦庵”草堂。即便是每日里在忙于著书授道,朱熹还是在草堂之岭北培植了百余株茶树,以“茶坂”名之。并时常携篓去茶园采茶,并引之为乐事。他还赋诗“茶坂”云:“携篱北岭西,采撷共茗饮,一啜夜心寒,跏跌谢衾影。”年青时痛失茶友圆悟大师的朱熹,显然在云谷山麓的休庵找到了新的茶友,在写给该庵住持的《题休庵》中,他题道:“别岭有休庐,林峦亦幽绝,无事一往来,茶瓜不须投。”意思是极其珍贵的茶茗是不能用来相互赠送的,而只可以共同品饮,才能以之为趣。淳熙五年(1178)朱熹在参加其表兄邱子野的家茶宴时,即席赋诗曰:“茗饮瀹甘寒,抖擞中气增,顿觉尘虑空,飘然悦心目。”朱熹在武夷山兴建武夷精舍,授徒讲学,聚友著作,斗茶品茗,以茶促人,以茶论道。他的《咏武夷茶》令武夷茶名声大振,也一直流传至今。其诗为:“武夷高处是蓬莱,采取灵芽余自栽。地僻芳菲镇长在,谷寒蝶蝶未全来。红裳似欲留人醉,锦幛何妨为客开。咀罢醒心何处所,近山重叠翠成堆。”
博大精深的中国茶文化是由历代的文人雅士创造、总结并规范出来的,历代的文人雅士们在品茶、咏茶、和创立茶学说、茶理论的过程中,在竭力促使中国茶文化走向统一和规范的过程中,必然要融入封建思想中的道德文化理念,这一点在终生著书立说、讲学倡道的朱熹身上也充分得到了体现。在他的许多传世文献中,有不少是以茶论理的。如在武夷山三贤祠前,朱熹留下了“山居偏隅竹为邻,客来莫嫌茶当酒”的题联。在多年与茶的不离不弃中,朱熹品出了茶与道的相通之处,阐明了“理而后和”的大道理。《朱子语录.杂类》载:“物之甘者,吃过必酸;苦者,吃过却甘;荼本苦物,吃过却甘。问:此理何如?曰:也是一个理,如始于忧勤,终于逸乐,理而后和。盖理天下之至严,行之各得其分,则至和……”
朱熹死后,世人对朱子及其成就极为推崇,特别是封建帝王出于执政的需要,使得在死后的朱熹获得了惊人的荣耀:宋嘉定二年诏谥“文公”;宝庆三年赠“太师”;绍定三年封“徽国公”;咸淳五年诏谥“文公阙里”于婺源;元至正元年诏立“徽国公之庙”;崇桢十五年诏称“先儒朱子”(后改称“先贤”),列于汉唐诸儒之上;清康熙五十一年诏升“先贤朱子于十哲之次”,定文庙春秋祭祀等。于是,作为圣贤人物,在中国封建社会后半期,朱子被捧上了神坛,处于高不可攀的神圣地位。然而我们纵观朱熹的一生,却大都是在清贫和没落中度过的。朱熹曾经为官,但却甚不得志,虽然曾任左迪功郎、武学博士、朝奉郎、朝散郎等闲职,但从主管台州崇道观、武夷山冲佑观、华州云台观、西京崇福宫、西太一宫、南京鸿庆宫,再到庐山白鹿洞,朱熹更多的人生经历是在清贫的讲学授道中进行的。即便如此,庆元三年,韩佗胄擅权,排斥赵汝愚,禁道学,朱熹受到“庆元学案”牵连,最终还是被革职回家。
自生至死,朱熹始终与茶不舍不弃、生死相系。即便是在已受“庆元学案”牵连的朱熹,当应友人之邀,为之题匾赋诗。为不累及友人,又不忍拒绝,于是,题写完毕后他改用“茶仙”署名。庆元六年(1200)春,重病中的朱熹,在为南剑州一处景点题写“引月”二字后,亦署名“茶仙”。莫非是仙者终是要羽化升华的,此后不久, 一代理学大家朱熹盍然病逝,享年70岁,其所题之“引月”竟成绝笔。而羽化了的朱熹也最终成就了仙业,成为了万代宗师的圣贤,走上了中国封建社会道德文化中的神坛。
——摘自残弓文集《随缘踏歌》原载《中国文化报》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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